文章摘要:在国家制度和乡村社会的共同作用下,“生活治理”正在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政策重点和学术热点。乡村生活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一项重要传统和方法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我国的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“人民公社”时代、“乡政村治”时代和“三治结合”时代,不同时代的乡村生活治理具有不同的治理主体、治理对象和治理目标,形成了不同的治理特征和治理效果。“人民公社”时代的乡村治理以“政社合一”作为制度基础,造成了乡村生活治理的“国家化”,引发农民日常生活的政治化、集体化和生产化;“乡政村治”时代的乡村治理受到“政社分离”的新制度结构影响,出现了乡村生活治理的“市场化”,造成农民日常生活的去政治化、个体化和消费化;到了“三治结合”时代,“政社协作”成为乡村治理的新制度基础,造成了乡村生活治理的显性化,即乡村治理向生活治理的转型。在行政力量快速扩张与社会力量发育不良的背景下,应当警惕乡村生活治理的“过度行政化”倾向,防止出现生活治理的“异化”,同时需加强村民自治能力建设,发挥民主对促进民生的重要作用,提升生活治理效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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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作者:田孟 

作者单位: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 

论文分类号:D422.6